背离亲缘 生命中的伤痛因爱与包容而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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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亲缘 生命中的伤痛因爱与包容而珍贵 第一章 孩子

英文中的生殖和複製是同一个字(reproduction)。但生儿育女从来就不是複製,两个人一决定要生小孩,就开始投入「製造」(production)。複製一词的内涵,暗示着后代只是父母两人相加后的结果,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委婉的说法,用来安慰即将手忙脚乱的準父母。

在人类潜意识的幻想里,生育后代之所以难以抗拒,常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生命永远存在—是自己,而不是某个有独特性格的人。我们预期身上的自私基因会大步往前迈进,若是生了个有陌

生需求的孩子,许多人往往措手不及。当上父母,意味着突然和某个陌生人建立永远割不断的关係,而这个人越不像我们,我们就越难接受。

我们都是在孩子的脸上寻求生命不死的保证,若孩子最突出的特质打破了这永生的幻想,我们会视为一种羞辱。

爱孩子,就该爱孩子本身,而不是因为能在孩子身上看到最美好的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爱自己的孩子,其实是种想像力的练习。

然而,不论现代还是古代社会,血永远浓于水。没有什幺比孩子有成就又孝顺更让人心满意足,也很少有什幺状况比养子不肖更为不堪。

但孩子不是我们,孩子身上有无数代的基因和隐性性状,而且一生下来就受到环境刺激,而那并非我们所能控制。

英国心理分析师威尼科特说:「根本没有新生儿这回事。意思是,如果要你描述某个新生儿,通常你描述的除了婴儿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婴儿无法独立生存,在本质上,婴儿就是某段关係的一部分。

孩子若像我们,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仰慕者;若不像,就可能是最激烈的批判者。从一开始,我们就哄着孩子模仿我们,满心期望孩子遵循我们的价值观,认为这就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肯定。

虽然很多人会为自己不像父母而自豪,孩子不像自己却是我们一生的痛。

身分会一代传一代,大多数的孩子身上至少有部分性状和父母一样,这些是「垂直身分」。特质和价值观一代代由父母传给子女,不止是藉由DNA链,还透过共同的文化规範,例如种族就是垂直身分。孩子若是有色人种,通常父母也是有色人种。

肤色的基因代代相传,身为有色人种的自我形象也是,虽然自我形象有时可能会随世代流动而变。语言也是垂直身分。

说希腊语的人抚育的孩子也讲希腊语,虽然孩子的用语可能稍有不同,或大部分时候都说另一种语言。宗教也常是垂直身分,虽说孩子最后可能不再信教,或是改信其他宗教,但信仰天主教的父母多半会养出天主教信徒。

金髮和近视也常由父母遗传给子女,但多半不会构成重要的身分基础—金髮的影响并不大,而近视也很容易矫正。

然而,我们也常看到某些人身上的先天或后天性状和父母不同。这时这个人就必须从同侪获得身分认同,也就是「水平身分」。

水平身分反映了隔代遗传的基因、随机突变、孕期影响,或是孩子和家中长辈相异的价值观或喜好。同性恋就是一种水平身分。

同性恋孩子的父母大多是异性恋,而虽然性向并非由同侪所决定,但同性恋的身分认同却是藉由观察、参与外界的次文化而获得。

肢体残障大多是水平身分,神童也是。病态人格也常是水平身分,罪犯很少由歹徒抚养长大,恶行都由自己首创。

自闭症及智能障碍等症状亦然。遭姦成孕所生的孩子,生下来就要面对情绪问题,虽然问题源于生母的伤痛,母亲本人却无从得知。

 

一九九三年我受《纽约时报》委託,调查听障人士的文化。当时我原以为听障不过就是缺乏某种能力。接下来几个月,我发现自己沉迷在听障的世界中。

听障孩童的父母大多是听人,也常常认为教养的首要之务,是让孩子在有声世界中正常生活,因而投注大量精力在口语及唇语训练上,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教育。

虽然有些听障人士善于读唇语,说出的话别人也能听懂,但也有许多听障人士做不到这一点,却年复一年坐在听力学家、语言治疗师身边,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学习历史、数学、哲学上。

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无意间获得聋人的身分认同,从此解脱。在这个新世界中,手语是种通用语言,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自我。有些听人父母愿意接受如此重大的新进展,其他人则十分排斥。

我是同性恋,以上状况我无比熟悉。同志族群通常在异性恋父母的世界中长大,这些父母往往认为,孩子如果是异性恋,人生会更顺遂,有时还会逼孩子就範,让孩子十分痛苦。

同性恋往往在青春期或成年期发现同志的身分认同,从此解脱。我开始写作听障的相关内容时,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才刚问世。

人工耳蜗能模拟部分听觉,发明者认为这能治癒可怕的缺陷,带来奇蹟,聋人圈却强烈谴责,认为这种手术是在对生气勃发的聋人圈进行种族屠杀。

此后两方的说法都稍有修正,但由于人工耳蜗最好及早植入,最理想的时候是在婴幼儿期,因此父母通常在孩子还无法充分思考或还无法表达意见时,就先替孩子做了决定。

我看着这些争论,心知肚明,要是也有类似手术可以改变性向,我父母一定也会选择让我动手术。

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技术即使在这个时代,也会消灭大部分同志文化。这样的隐忧让我十分难受,但随着我越来越了解聋人文化,我发现,虽然我认为父母的态度愚昧,但我若是生出听障孩子,可能也有类似反应。

我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就是竭尽所能矫正异常。

我有个朋友生下了侏儒。她不知道养育女儿时,是该让她觉得自己和别人并无不同,只是矮了些?还是该替她找到侏儒的角色模範?要不要去了解骨骼延长手术?我听她诉说自己的徬徨,从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模式。

之前我注意到自己和聋人的共通点,感到十分惊讶,现在我又开始认同侏儒。我开始想,不知还有哪些人也等着加入我们这群洋洋自得的人。

同性恋原本被当成一种疾病,之后却发展出同志的身分认同;听障是种疾病,也发展出聋人的认同;侏儒症显然是种障碍,却也出现侏儒的身分认同。

我心想,在这片夹缝地带,一定还有许多身分类型。这个发现令人变得激进。我一直以为自己属于微不足道的少数,但突然间,我发现身边有许多同类。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一体。虽然这些经历会把当事人孤立起来,但这些人集合起来

就有数百万之众,并因彼此的奋斗而紧密相连。「例外」无所不在,而所谓的「典型代表」,境况其实既罕见又孤寂。

我的父母并不理解我,同理,其他父母也一定常常误解自己的孩子。很多父母都把孩子的水平认同视为叛逆。

家中若有个明显和家人不一样的孩子,一般父母多半没有能力,或至少一开始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知识、能力和行动。

这孩子也会明显和大部分同侪不同,因此往往不受众人理解或接纳。暴虐的父亲较少对神似自己的孩子施暴。如果生父是个恶霸,祈祷自己长得像他吧。

家庭多半会在孩子幼年就加强垂直身分,但打压水平身分。垂直身分通常被尊为身分,水平身分则往往被斥为缺陷。

黑人在美国相当弱势,却少有人研究如何改变基因表现,让黑人父母得以生出亚麻色直髮及乳白肤色的下一代。

在现代美国,亚洲人、犹太人或女性的处境有时很艰难,但也不会有人因此认为,这些人若有机会变成白人男性基督徒却拒绝,便是愚不可及的选择。

很多垂直身分让人不安,但我们却无意弭平这些差异。同志的劣势不尽然多过这些垂直身分,但大部分父母却不断设法把同志孩子变成异性恋。

畸形的身体常会吓到旁人,身体的主人反而不觉得有那幺可怕,然而孩子的肢体若出现异常,父母却会迫不及待地矫正,往往让自己和孩子承受莫大的精神折磨。

孩子一旦贴上心智不健全的标籤,不论那是自闭症、智能障碍还是跨性别,会为此感到不自在的,更有可能是父母,而不是孩子本身。很多受到矫正的事情,也许一开始就该任其发展。

「缺陷」一词太过沉重,自由派人士往往避用,但取而代之的医学术语如「疾病」、「症候群」、「症状」,也可能各有轻蔑之意。

同一种存在方式,我们常会一方面用「疾病」一词来贬低,一方面又用「认同」一词来认可。这是错误的二元对立。

在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能量/物质的行为有时像波动,有时像粒子,这显示了这两种现象都存在,也指出人类的局限:无法同时看到两者。

英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狄拉克指出,在探讨跟粒子有关的问题时,光看起来就像粒子;若探讨跟波动有关的问题,光看起来就像波动。

人的自我中也有类似的二元性。很多状况既是疾病,也是身分,如果我们遮住其一,当然就只能看到一个。

身分政治驳斥疾病说,而医学则轻忽身分的价值。这种狭隘的态度同时贬低了两者。

物理学家把能量视为波动,得到一些看法,把能量视为粒子,看出另一些端倪,然后再用量子力学把资讯整合起来。

同理,我们也需要正视疾病和身分,并认知到,在其中一个领域观察到的事情,都要用一套方法和另一个领域调和。

我们还需要一套词彙,让这两个概念不是彼此对立,而是在同一状况中相容互补。关键就在于改变我们评判个人价值及生命价值的方式,并用更全面的方式来看待健康。

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说:「我所知道的,仅是我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亲近感,上面提到的经验都亟需描述的语言。

本书所描述的孩子,都拥有父母十分陌生的水平身分。他们是听障或侏儒;是唐氏症、自闭症、思觉失调,或有多重严重障碍;有些是神童;有些是母亲遭姦成孕所生,有些人犯了罪;有的是跨性别者。古谚有云:「苹果落地,离树不远。」意思是孩子都像父母。

但上述孩子却落到别处,可能是几座园子外,也可能落到世界的另一端。然而,世上有无数家庭学会包容、接纳,最终以这个和原本想像不同的孩子为荣。

这个转变的过程会因身分政治和医学进步而变得比较轻鬆,或更棘手。身分政治和医学进步渗透家庭之深,即便只在二十年前都难以想像。

在父母眼中,所有子女都令人惊奇,前述例子纵然极端,也不过是一个普遍主题的变化式。想知道药物的药性,我们会看极高剂量的效果;想知道建筑材料是否耐用,我们会将之曝露在不合常理的高温中。检视这些极端的例子,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家中有异类孩子这种普世现象。

特异的孩子能凸显父母的稟性,原本只是失职的父母成了恐怖的双亲,原本称职的父母变得极为出色。我与托尔斯泰有不同的见解:不愿接受变异子女的不幸家庭,家家相似;努力接纳的幸福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由于现下的準父母有越来越多选项,可以选择不生下另有水平身分的后代,因此我们若想进一步了解差异,生下这类孩子的父母经历了什幺事便显得至关重要。父母一开始的反应、和孩子的互动,决定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

这一切经历也会深切改变父母。如果你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你就永远是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这是你生命的重要部分,强烈影响别人如何看待你、解读你。

这样的父母往往把异常视为疾病,直到习惯和爱让他们有能力面对奇异的、全新的现实,而这样的转变多半是因为认识了「身分」。亲近差异,便能适应差异。

今日,前述身分认同都变得脆弱易灭,让众人知道这些父母如何学会快乐,成了延续身分认同的要务。这些故事为所有人指出一条路,告诉我们该如何扩大人类家庭的定义。

自闭症者对自闭症有何感受,侏儒又是如何看待侏儒症?这些都十分重要。接纳自我固然是理想人生的一环,但若不受家人及社会接纳,仅有自我接纳,其实无法消除水平认同族群不断面对的不公,也不会带来足够的变革。

我们身处恐惧异己的时代,大多数人支持的法规并不维护女性、LGBT、非法移民及穷人的权益。然而,纵使社会有这样的同理心危机,家庭中却满溢关爱。

我所记录的双亲用爱跨越了鸿沟。如能了解父母如何珍视孩子,我们或许便有动力和智慧做一样的事。

深深望入孩子的眼睛,在孩子眼里同时看到自己和全然陌生的事,然后慢慢由衷接纳孩子的每一面。

做到这一点,为人父母便学会了既关注自己,又无私放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有这幺多人做到这样的亲密无间,有这幺多父母原本以为自己无法照顾特殊的孩子,却发现自己做到了。爱是父母的天性,即便身陷最严峻的困境也能战胜一切。

世界上的想像力,其实比我们想像还要多。

 

我小时候有读写障碍,其实现在也有,仍然必须全神贯注在一个个字母上,否则无法写字。而且,即便如此,还是会拼错或漏写字母。

我的母亲很早就发现这一点,并在我两岁时就开始陪我读书。我坐在她腿上,花长长的下午唸出字彙,用奥运选手的规格学习发音。

我们不断练习写字,彷彿世上最可爱的形状便是字母。为了维持我的注意力,母亲给了我一本笔记本,不织布封面上绣着小熊维尼和跳跳虎。

我们做了闪示卡,还在车上用闪字卡玩游戏。我沉醉在这样关爱之中,而我母亲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教导我,彷彿那是世上最厉害的谜题,是我们两人的秘密游戏。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替我报了纽约市十一所学校,十一所学校都认为我永远学不会读写,因此拒收。

一年后,我进了某所学校,虽然之前的测验成绩预言我永远无法识字,虽然校长极其不愿,但我优异的阅读能力让他不得不推翻之前的预言。

我的家庭立下极高标準,永不言败,而早年战胜读写障碍的经验则定下公式:靠着耐心、关爱、聪明以及意志力,我们彻底打败某种神经障碍。

可惜,这件事也为之后的折磨埋下伏笔。正是因为此次胜利,家人很难相信,另一件他们认定为异常的症状竟然会无法扭转:我是同志。

有人问我在何时知道自己是同志,我心想,到怎样的程度才算知道。认识自己的性欲花了我一些时间。

我想要的事物很异常,和主流格格不入,这些我很早就知道,脑中也没有在那之前的记忆。近期的研究显示,早在两岁时,长大会成为同志的男童就对某些打闹游戏十分反感,到了六岁,就大多不愿按照一般的性别规範行事。

由于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有许多本能反应都很不具男性气概,于是发明了一套自己的做法。

一年级时,每个小朋友都要说出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其他人都说冰淇淋、汉堡或法国吐司,而我则自豪地选了土耳其糖汁海绵蛋糕配土耳其鲜奶油,我去东廿七街的亚美尼亚餐厅时总会点这一道。我从不交换棒球卡,却在校车上讲述歌剧剧情。这两件事都让我不受同学欢迎。

我在家则是宠儿,但举止常受纠正。七岁那年,有回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鞋店。临走时,店员问我们想要什幺颜色的气球,我弟弟要红色,我要粉红色。母亲反驳我,说我要的并不是粉红色气球,还提醒我,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我说我真的很想要粉红色,但在她凌厉的注视之下,我选了蓝色。现在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但我仍是同志,这两者同时显示了母亲的影响,以及母亲的局限。

她有一次说:「你小时候不喜欢做跟别人一样的事,而我也鼓励你做自己。」她又苦笑地补了一句:「我有时觉得自己似乎太过放任了。」

我有时想,她其实还不够放任,但她鼓励我忠于自己(虽然心情不无矛盾),这件事形塑了我的人生。

我的新学校还算自由派,对所有种族理当一视同仁,也就是,我们班上有几个非裔和拉丁裔孩子,这些拿奖学金的学生多半会形成小圈圈。

第一年时,黛比在哈林区办了生日派对,她的父母还不熟悉纽约私立教育的作风,把时间定在校友返校日的那个週末。母亲坚持要我出席,并问我,如果没人参加我的生日派对,我会有何感受?

我心想,即使没有这幺方便的藉口,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同学参加,事实上,班上四十人只去了两个白人。

到了那里,我吓坏了,寿星的堂兄弟姊妹试着带我跳舞,每个人都说西班牙语,还有我没见过的油炸食物,最后我突然慌了起来,挂着眼泪回家。

没人去黛比的派对和我不受欢迎这两件事,我当时并不觉得有任何类似之处。几个月后,鲍比过生日邀了全班同学,独独漏了我。

我母亲认为其中必有差错,打了电话给他母亲。他母亲说鲍比不喜欢我,不希望我出现在他的派对上。

派对那天母亲开车来学校接我,带我去动物园,在「老派珍宁斯先生餐厅」吃了淋上热巧克力的圣代。

日后回想,我猜我母亲为了我想必十分受伤,甚至超过我自己所受或察觉到的伤害。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那天如此温柔,是希望弥补世界的粗鲁无礼。

我的同志身分为何让父母如此不安?当我思索这件事时,我能看出我的脆弱处境让母亲也变得十分脆弱,并明白她多幺希望我们自己也能玩得开心,希望藉此抚平我的难受。不让我选粉红色气球,从某部分来说,也是种保护的姿态。

现在我很庆幸母亲要我参加黛比的生日派对,因为我认为应该参加,也因为我当时虽然没看出来,但那件事却启发了我包容的态度,而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我成年后得以接受自己,并找到幸福。我确实很想把我和家人描绘成自由派、接纳异己的楷模,但我们不是。

我小学曾取笑一个非裔校友,说他很像社会课本里某个住在非洲圆茅屋的部落小孩。我当时并不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只觉得有趣又有几分真实。等我年纪渐长,一想起此事就十分悔恨。

后来这人在脸书上找到我,我连连道歉。我说,我无礼的唯一藉口,就是在学校身为同志并不好过,而我那幺做,是把自己所受的歧视转变成对他人的歧视。

他接受了我的道歉,还提到他也是同志。同志及非裔这两种身分都备受歧视,但他并未被击倒,令我自惭形秽。学校暗潮汹涌,我在其中扑腾挣扎,但在家里,偏见从来不带有残酷的色彩。

我那些固执的毛病只显得无伤大雅,古怪的行为家人也多半一笑置之。十岁的时候,我迷上列支敦斯登小公国,一年后,父亲去苏黎世洽公,把我们也带去。

一天早上,母亲宣布她已经安排好全家开车去列支敦斯登首都瓦都兹。我还记得其实只有我想去,但全家人都成全我的愿望,这让我十分激动。

现在回想,我对列支敦斯登的执着实在莫名其妙,但那个不准我拿粉红气球的母亲却费心安排了整日行程:在迷人的咖啡馆用午餐、参观博物馆、参观製造该国独特邮票的印刷厂。

虽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认可,但我一直都觉得受到重视,怪癖也获得足够的包容。但这也有极限,粉红色气球就越过了极限。

我们家的规矩,是在相同之中关切彼此的不同。我那时要的,是不再只从旁观察广阔的世界,而要栖息在世界的广袤之中,我想要潜水捞珍珠、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打破音障、学习织毛线。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想要改变自己,是因为我不喜欢当时的我,所以想要挣脱桎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也是我在向本质的自己招手,并就此走向日后的我。

即使在幼稚园,我下课时间也总跟老师聊天,因为其他小朋友无法理解那些话题。老师可能也不理解,只是年纪大到懂得客套。到了七年级,我中午大多在小学部的校长秘书办公室吃饭。

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去过学生餐厅。我若去了,应该会跟女生同桌,然后被嘲笑,或者跟男生一桌,然后也被嘲笑,说像我这样的男生应该跟女生同桌。

儿童期合群的本能从未出现在我身上。我开始思考性倾向这件事之后,同性欲望的不合规範让我极为激动,我发现虽然性对于青少年而言是难题也是禁忌,但我想要的东西更难、更禁忌。

同性恋之于当时的我,就如同亚美尼亚餐厅的甜点,或列支敦斯登一日游。不过,我也想到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同志,我会活不下去。

母亲不希望我是同志,她觉得那条路不幸福,但同样的,她也不喜欢自己身为男同志之母的形象。

虽然她的确跟大部分的父母一样,全心相信她所认为的幸福才是最好的幸福,但问题其实不在于她想控制我的生活,而在于她想控制自己的生活。她是同性恋的母亲,而她想改变这一点。

可惜,要解决她的问题,就一定会牵涉到我。

我的家人反覆以卑微的姿态回应家族的垂直身分,而我很早就对此深恶痛绝。母亲不情愿当犹太人,这样的观点又是得自我外公。

外公一直隐瞒自己的信仰,如此才能在不僱用犹太人的公司坐上高位。他还是市郊一家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而那里并不欢迎犹太人。

我母亲二十多岁时曾跟一个德州人订婚,但他的家人警告他,如果他娶了犹太人,就会丧失财产继承权,婚事因而告吹。

那重创了她的自我认知。直至那时,她从未想过自己在别人眼中是犹太人,她一直认为自己表现出什幺样子,便是怎样的人。

五年后,她选择嫁给我的犹太父亲,住在相当犹太的环境中,但内心还是有反犹太情结。每回她看到符合某些刻板印象的人,便会说:「就是这些人害我们背上汙名。」

我九年级时,问她怎幺看我班上那个极受欢迎的班花,她说:「她看起来很犹太。」我用她的那一套自怨自疑来面对我的同志身分—我继承了她不安的天赋。

脱离童年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紧抓着童年的事物不放,想藉此筑起堤防阻挡性欲。

这样刻意的不成熟加上了维多利亚式的假道学,目的不是为了遮掩欲望,而是为了抹去欲望。我曾经有过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自己可以像《小熊维尼》的罗宾一样,永远住在百亩林里。确实,《小熊维尼》的最后一章太像我的故事,虽然我总要父亲为我唸这套书,所有章节他都唸过几百次,除了最后一章,因为我实在不敢听。

《小熊维尼和老灰驴的家》最后是这样写的:「不管他们去哪儿,不管路上发生了什幺事,在森林高处那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永远都会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熊在那里玩耍。」我当时认定成长太过不堪,决定要当那个小男孩和那只熊,把自己冻结在童真之中。

十三岁的时候,我买了《花花公子》杂誌,研读了几个小时,想要解决女性生理解剖学带来的不安,但那过程比写作业还难熬。

到了高中,我知道自己迟早得和女人发生关係,但觉得做不到,常常想着自尽。一半的我打算要当罗宾,永远在魔法之地玩耍,另一半则计画效法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如此荒谬的二元性。

我在贺若思曼中学读八年级时,有个高年级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外号「玻璃」,以此简述我的行为气质。我们坐同一路线的校车,每天早上我一上车,他和同党就会反覆喊:「玻璃!玻璃!玻璃!」

我有时坐在一个害羞得不敢跟人说话的华裔学生旁边(后来发现他也是同志),有时坐在一个几乎全盲的女孩旁边,那女孩也常遭欺负。

有时,整车的人一路上都用最大的音量嚷着:「玻—璃!玻—璃!玻—璃!」就这幺嚷了四十五分钟,一路顺着第三大道而上,沿罗斯福东河公园大道往前,跨越威利斯大道桥,开完整条狄根少校高速公路,驶进河谷区的二四六街。

盲眼女孩不断说我应该「装作没听到」,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假装什幺都没发生,只是装得很失败。

这件事开始之后四个月,有一天我回家,母亲问我:「校车上怎幺了,其他学生是不是叫你玻璃?」原来我有个同学跟他母亲说了这件事,他母亲又转告我母亲。

我承认确有此事,母亲一把抱住我,抱了很久,问我为什幺不跟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跟她说,部分是因为把这幺丢脸的事情说出来,似乎只会让事情成真,部分则因为我认为说出来也于事无补,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由于某些特质才饱受欺凌,这些特质也会令母亲生厌,而我不想让她失望。

之后校车都配了导护人员,没人喊个不停了。我只有在校车上和学校被叫「娘炮」,通常附近都有老师可以听到,却没人出言阻止。

同一年,我的科学老师告诉我们,同性恋最后都会因为肛门括约肌受损而排便失禁。一九七○年代,恐同无所不在,但我们学校那种自命不凡的文化把恐同打磨得更伤人。

二○一二年六月,《纽约时报杂誌》刊登了一篇贺若思曼校友卡米尔的文章,文中提到某些男性教职员对男学生上下其手,时间就在我就学那段期间。

该文也引述了某些学生的话,他们都因为这些遭遇而出现成瘾问题或其他自残行为。有个人在步入中年后因累积了太多绝望而自杀,他的家人认为源头便是少年时期所受的欺负。

这篇文章让我极为难受,也很迷惘,因为有些受到指控的老师在我最徬徨无助的时期其实待我比其他人还好。我爱戴的历史老师曾带我出去用晚餐,还给了我一本《耶路撒冷圣经》,下课时没有同学理我,只有他找我聊天。

音乐老师为了奖励我,让我在音乐会上独唱,还让我直呼他的名字,去他办公室打发时间。

他所带的合唱团校外教学是我最快乐的几趟冒险之旅。这些人似乎都知道我是什幺样的人,却不轻视我。他们隐隐知道我的性向,而这救了我,我既未染上毒瘾,也没有自杀。

我九年级的时候,学校的美术老师(兼足球队教练)一直想和我聊自慰问题。我吓呆了,以为是陷阱,我一回应,他就会告诉所有人我是同志。

我原本就已是笑柄,这下更是万劫不复。其他的教职员都不曾对我做任何事,也许是因为我既瘦小又孤僻,还戴着眼镜跟牙套,也许是因为我父母是出了名的谨慎护子,也许是因为我摆出自我隔离的孤高姿态,让我不像其他人那幺容易下手。

我和美术老师聊过几次后没多久,就有人指控他,他因此遭撤职。历史老师也被解僱,于一年后自杀。

音乐老师那时已结婚,并熬过接踵而至的「恐怖统治」—日后有个男同志教职员如此称呼那段时间。恐怖统治逼走了许多男同志老师。

卡米尔写信告诉我,校方之所以开除这幺多男同志老师,是因为「想要根除恋童癖,却误以为恋童癖等于同性恋」。学生辱骂男同志老师,甚至当面口出恶言,是因为他们的偏见背后有校方撑腰。

戏剧科的主任麦凯是女同志,她也默默撑过这场控诉。我毕业二十年后开始跟她通电子邮件。

十年后,我听说她不久于世,开车去长岛东部探望她。卡米尔蒐集他那篇文章的资料时联络过我们两人,我们也都为他文中谈到的指控而不安。

麦凯一直是有智慧的良师,曾温柔向我说明,我之所以被笑,是因为走路的方式,还为我示範如何走得更有自信。

我高三的时候,她为了让我演出王尔德《不可儿戏》的亚吉能,把这部剧作搬上舞台。我那次去是为了感谢她,

但她邀我,却是为了道歉。她向我表示,在前一份工作,她跟女性同居引起风言风语,遭父母投诉,她从此学会在职场上隐藏自己。

此刻,她后悔自己一直保持距离,觉得自己原本可为同性恋学生指引方向,却辜负了他们,虽然我和她都知道,她若不这幺防备,早已失去工作。

我还是她的学生时,从未细想我和她为何如此亲近,但数十年后和她聊起往事,我才明白那时我们有多孤寂。

有段时间,我真希望我俩能同年。如果四十五岁的我,能够认识担任我少年师长时的她,我们会成为挚交。

在学校以外的地方,麦凯老师是同志运动分子,我现在也是。在我高中时,我俩都心知肚明彼此是同志,但也都被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所困,无法敞开心胸,于是都只能向对方付出善意,却不说实话。

多年以后再见到她,我昔日的孤独感捲土重来,也提醒了我,特殊身分有多幺孤立,唯有水平的团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卡米尔发表那篇文章之后,贺若思曼的校友在网上有过一次聚会,过程令人坐立难安。有位男士写道,他同时为受害者和加害者难过。

谈到加害者时,他说:「他们受过伤,迷失了方向。这个世界让他们以为同性欲望很下流,而他们努力想找出如何在这样的世界立足。学校反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

学校不可能是完美的。不是每个老师都心态健全,我们尽可宣判这些老师有罪,但这样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治病。

问题的根源在于褊狭的社会製造出自厌的人,而这些人做出了不适当的行为。」师生之间的性关係不为人所接受,是因为当中的权力差距令人分不清这样的关係究竟是逼迫就範还是你情我愿,也常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卡米尔採访、写出的那些学生也的确深受伤害。

我很疑惑,老师怎幺能做出这样的事?并想到若一个人的核心自我被视为病态、有罪,他可能难以区分这样的自我和更严重的罪行有何差别。把身分认同视为疾病,就可能火上添油,让真正的病变得更凶猛。

 

年轻人常有机会接触性,在纽约的机会尤其多。我以前负责在每天睡前遛狗。十四岁那年,我在公寓附近发现了两间同志酒吧:「查理叔叔的上城」及「大卫营」。

我牵着家中的凯利蓝㹴玛莎散步时,都会绕到这两家粗犷肉体的卖场,边拉住玛莎身上的狗鍊,边看着店内的男人挤到莱辛顿大道上。

有个自称杜怀特的人曾跟在我身后,把我拉进路边门廊。我不能跟杜怀特或任何人回家,否则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我已不记得杜怀特的模样,但一想起这个名字便觉得惆怅。之后,我终究在十七岁第一次和男人发生关係,感觉自己从此和正常世界断了连结。回家后我把衣服放入沸水,花了一小时洗澡,不断刷洗,彷彿这样就能涤净身上的罪。

十九岁那年,我在《纽约》杂誌上看到一则广告,广告宣称能以代理疗法为人解决性问题。那时我仍相信「我想要谁」的问题源于「我不想要谁」。

我知道这类刊登在杂誌背面的疗法很可疑,但我的状况太可耻,无法向任何认识的人倾诉,于是我拿了存款,走入他们在地狱厨房的办公室,花了很长的时间谈自己的性焦虑,但就是无法对自己或那个所谓的治疗师坦承,我就是对女人没有兴趣,也没提到当时我忙着和男人发生关係。

我在那里进行「谘商」,对方希望我称他们为「医生」,而医生则会开处方,要我和「代理性伴侣」一起「练习」。那些女人不能说是妓女,但也不能说不是妓女。

某次疗程,我必须一丝不挂在地上爬,假装自己是狗,而我的代理性伴侣则假装自己是猫。

这其实是在演出互厌种族之间的亲密关係,但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幺深厚的隐喻。说也奇怪,我对这些女人很有好感,其中有一个来自很南的南方,她最后告诉我,她有恋尸癖。她原本在殡仪馆工作,后来惹上麻烦,才转到这行。

接受疗程的人必须不断换小姐,这样才能找到更多让你感到自在的性伴侣。我记得有个波多黎各女人爬到我身上,开始上上下下地动,一面忘情地大喊:「你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而我躺在那里百无聊赖又焦躁地想,我是不是终于拿到奖牌,成为合格的异性恋?

除非是治疗细菌感染,否则医疗很少迅速生效,也很少完全治癒,但由于社会及医疗现况不断变动,要看清这点十分困难。我自己之所以痊癒,是因为看清了疾病。

那家位于四十五街的办公室现在还出现在我的梦中:恋尸癖女子觉得我苍白、多汗的身体像足了尸体,让她悠然自在;深具使命感的拉丁裔女子则怀着无上喜乐向我敞开身体。

我的疗程每週只有两小时,大约为期六个月,结束后,我终于能够自在面对女性的身体,这对于我日后的异性恋经验十分重

要,而我也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些经验。我和女性交往,也对其中某些人付出真爱,但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永远也无法忘记我的「治癒」其实在本质上反映了我对自己的厌恶,而我之所以得努力做这幺不堪的事,都是外在环境的逼迫,对此,我永远无法完全原谅。

我的精神状态在杜怀特和那些猫女之间拉扯,在刚成年的那段时期,根本无法恋爱。我特别关注亲子间的巨大差异,主要是想找出自己的遗憾根源。

虽然我想归罪于父母,但我逐渐认为我的痛苦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身边的大环境,还有一部分来自我自己。

有一次我和母亲大吵,她对我说:「有一天你会去找治疗师,跟他说你那糟糕的母亲如何毁了你的一生。但你口中被毁掉的,是你的一生,所以,好好过你的生活吧,找到幸福,有人爱,也能爱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很爱某个人,但无法接纳他;也可能接纳了某个人,但不爱他。我误以为父母无法接纳我,代表两人不够爱我。

现在,我认为我父母最主要的经历,是生了个孩子,而这孩子所说的语言,是两人从未想过要学的。

父母要如何才能知道孩子的某项特质是该抹去还是鼓励发展?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那时同性恋活动还不合法,在我童年时期也被视为病症。

我两岁时,《时代》杂誌写道:「即使不考虑宗教观点,同性恋也代表在性上误入歧途。以同性恋取代现实,实为可悲;从中逃离生活,实为可怜。

由此而言,同性恋应公平视之、同情待之,应加以理解,若有可能则加以治疗,但不应鼓励、美化、合理化。不应扭曲,视之为少数的受难者;不该诡辩,称其为简单的喜好差异。尤为重要的是,不应假装同性恋并非恶症。」

然而,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还是有很亲密的同志友人,包括邻居,还有几位长辈。对我及哥哥而言,这些长辈都亲得有如叔公,因为不受家人接纳,节日都跟我们一起过。

艾默还没读完医学院就上西线战场打二战,回来后开了一家礼品店—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多年来,我一直听说他在战争中看了太多悲剧,性情大变,回来之后不再有兴致读医学。直到他死后,和他厮守五十年的威利才向我吐露,一九四五年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想向公开出柜的同志医生求诊。

战争的残酷让艾默变得勇敢忠于自己,而代价就是他一生都只能画些逗人开心的酒吧高脚凳、卖卖陶瓷。

艾默和威利从很多层面来看都很浪漫,但一生也可能都因为遗憾而染上淡淡的哀伤。无法从医,只得改开礼品店;没有家人,只能和我们过耶诞。

我十分钦佩艾默的选择,不仅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也不知道我若是选了,有没有毅力不让后悔侵蚀

我的爱。虽然艾默和威利永远也不会把自己当成运动分子,但若不是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心酸,我们这一辈的人也不会有今日的幸福。我越了解他们的故事,越明白我的父母并非杞人忧天。

我成年后,同志成了一种身分,我父母担心的凄凉处境也不再是宿命。我现在十分幸福,这样的幸福在我开口要粉红气球和土耳其蛋糕的时候,甚至是扮演亚吉能的时候,根本无法想像。然而抨击同性恋是不法行为、是疾病、是罪恶的声浪依然高昂。

我有时甚至觉得,开口询问别人家里的身心障碍孩子、遭姦所生的孩子、犯了罪的孩子还比较容易,而要正视还有多少父母可以欣然接受像我这样的孩子,其实更困难。

十年前,《纽约客》杂誌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请父母二选一:愿意生下同性恋孩子,且孩子有知心伴侣及后代,并功成名就,还是愿意生下异性恋孩子,但孩子未婚或婚姻破裂,也没有后代。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后者。宁愿希望孩子与众相似却不快乐,也不要他与众不同而幸福。

对水平身分深恶痛绝,莫过于此。美国不断有各类反同志的法律出现,规定千篇一律。二○一一年十二月,密西根州订定了《公务人员眷属福利限制法》,虽然各城各郡的公务员都能替所有亲人申请医疗补助,包括父母的兄弟、堂亲、表亲等,却禁止同志公务员的伴侣申请医疗补助。在此同时,全球的大多数地方根本不敢想像我所认同的这种身分。

二○一一年,乌干达差一点通过一个法案,要将同性恋处以死刑。《纽约》杂誌上有篇文章报导伊拉克的同志,提到:「街上开始发现男同志的尸体,许多都没有全尸,据信有数百人遭到杀害。男同志的直肠被黏死,还被强灌通便剂和水,直至内脏爆裂。」

性别相关的法律引发的争议大多胶着在一件事上:如果同性恋是自己的选择,就不应获得保护;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也许就该保护。

小众宗教的信徒之所以受到保护,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该教信徒,别无选择,而是因为我们认定他们有权去发现、宣告自己所认同的信仰,并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一九七三年,在同志运动人士的争取下,同性恋不再是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但是争取同志权时,仍然必须主张同性恋是不由自主的,且无法改变。

这种跛脚的性取向模式令人沮丧,但是只要一有人主张同性恋是种选择,而且可以改变,立法者跟宗教领袖就想要治疗辖下的同志,并剥夺其公民权。

今天,仍有许多人走入宗教改造营、无良或搞不清楚状况的精神科医师诊间,接受同性恋「治疗」。

福音派基督徒「前同志」运动罔顾同志自身的经验,想要说服同志用意志去控制欲望,数万名同志因此精神错乱。「麻州抵制」组织则认为,同志的性倒错其实是出于自愿,也因此应该要加以歧视。

有些人认为从生物角度解释同志,就能够改善同志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可惜最新的科学结果也证实,这些人错了。

美国性科学家布兰查德曾提出「兄弟出生顺序效应」的理论,表示母亲每怀一次男胎,生出同志儿子的机率就会稳定增加。

这份资料发表几星期后,有个男人致电布兰查德,说他原本请了个代理孕母,但因为她之前生了几个男孩,所以决定不僱用她。

男人对他说:「我真不想要这样……更何况我还花了钱。」治疗风湿的药物「地塞米松」除了用在仿单建议的适应症外,还有一项用途:如果孕妇怀的女婴可能患有生殖器男性化的症状,就能接受该药物的治疗。

美国小儿科暨遗传学教授钮曾暗示怀孕初期服用地塞米松将有可能减少孩子长大后成为女同志的机率。

确实,她说过,这种疗法会使女孩更有兴趣成家、生儿育女,比较温顺,也比较害羞。有人指出,也许这样的疗法可以用来抑制一般大众中女同性恋的性倾向。

在动物实验中,胎儿若接触地塞米松,很可能造成许多健康问题。但如果真的有什幺药物能限制女同性恋,研究人员最终都会研究出安全的版本。像这样的医学发现将不断对社会造成潜在影响。

如果我们发现了产前辨识同性恋的方法,很多夫妻都会把同性恋孩子拿掉;如果我们做出了有效的预防药物,很多父母都会乐意尝试。不想生出同志孩子的父母,也不是非得生下不可,就像不想要孩子的人都可以不生育后代。

然而,我每回想到布兰查德和钮的研究,总不免觉得自己就像世界上的最后一只斑驴。我不是传道者,也没必要把自己的身分垂直传给我的孩子,但不论是为了那些身分认同和我一致的人,或是为了其他人,我都不愿意看到我的水平身分消失。

儘管身为异类有时让人疲累不堪,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变少。我并不期盼哪个人变成同性恋,但世上再也没有同性恋的想法,却让我在当下就开始怀念自己。

所有人都既受歧视,也歧视别人。我们如能了解自己所受的歧视,就更能反省自己看到别人时的反应。

然而,我们自己目睹承受的暴行也无法让我们突破局限,看清歧视的全貌。因此,父母往往无法同理孩子的水平身分。我母亲对犹太教的心结并没有帮助她面对我的同志身分。

我是同志,但在发现同志和聋人有相似经验之前,我也无法胜任听障孩子的养育之责。我访问过一对女同志,两人有一个跨性别的孩子。

她们跟我说,堕胎医师提勒被杀是罪有应得,因为圣经说堕胎是错的,但她们和孩子的身分认同受到排挤时,却又无比震惊、挫折。

我们总是放大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和其他团体站在同一阵线,却是条漫长辛苦的路。

许多同志听到有人把自己和身心障碍人士相提并论会很反感,就像很多非裔美国人反对同志运动採用民权的语言。

但是,把身心障碍人士和同志相提并论,既不贬低同性恋,也不否定身心障碍。每个人都有缺陷和奇怪之处,但大部分的人也都有无畏的时刻。

我们从酷儿的经验推论出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而且多半就是同一个。

我一想到若没有母亲不断介入,我恐怕永远也无法掌握文字,就觉得胆战心惊。我每天都非常庆幸自己克服了读写障碍。

相反的,虽然异性恋的生活更好过,但我现在只觉得若没有那些挣扎,我就不会是现在的我,而我比较喜欢做自己,不想当别人。

当别人是什幺样子,我无法想像,也没有机会选择。然而,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彩虹旗招展的同志游行嘉年华,我有可能不厌恶自己的性向吗?

我以前认为,等哪天我不再强调自己的性倾向,我就成熟了。但我现在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对这世上的任何事,我都很难保持超然中立,但更重要的是,我把憎恨自己的那几年视为一处幽暗深渊,必须用颂扬来填满、淹没。

即使我已不再需要处理自己的哀愁,外面的世界仍然仇恨异己、充满歧视,有待修复。

有一天,我希望同志的身分认同会变得理所当然,既不需要五彩缤纷的装饰,也没有谴责,但这一天还没到。

我有个朋友觉得「同志自豪日」有点得意忘形,建议我们改办「同志自谦週」。这想法很好,但时机未到。「中立」看似介于羞耻和欢庆之间,但其实是终点,只有当我们不再需要权利运动的时候,才能达成。

我很意外,我竟然能喜欢自己。我曾替未来设想过各种可能,但喜欢自己从来没出现过。

我努力争取来的满足,也反映了简单的事实:内心的平静往往取决于外在的平静。耶稣在灵知派的《多默福音》中说:「你内在的东西若能彰显,内在的东西将能拯救你;你内在的东西若不能彰显,内在的东西将毁灭你。」

每回我碰上现代的宗教团体站出来反同性恋,我就时常希望圣多默的话能成为正典,因为他的话太符合许多水平身分的处境。把同性恋的性倾向锁在盒子里,这种态度差点毁了我,而展示它,则几乎拯救了我。

 

虽然男性下手杀人时,受害者多半和他没有关係,但杀人的女性中有四成杀的是自己的宝宝。把孩子丢到垃圾场的新闻,以及不堪负荷的寄养家庭,在在显示人类逃避现实的本领。

更怪的是,婴儿会被弃养,除了健康或性格问题,外表的影响也一样大。孩子身上如果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内部缺陷,父母通常还是会带回家,但换成外表可见的缺陷,即便很小,父母也可能弃养。

到了后期,甚至有父母无法接纳孩子身上有严重烧烫疤。明显可见的失能障碍,伤害了父母的自尊还有对于隐私的需求。

由于所有人都能看出这孩子不是你想要的孩子,因此你只能接受世界的怜悯,或紧紧抓着自己的自尊。美国开放让人领养的孩子当中,至少有一半有某种身心障碍,而这些孩子,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现代的爱有越来越多选择。在古代,人类多半只跟异性结婚,双方多半隶属同一阶级、种族、教派,并出身相同地域,今日这些界限已逐渐鬆动。

同理,以前的人既无法选择也无能改变孩子,因此都理应接受上天所赐予的孩子。

避孕和生育科技切断了性和生殖之间的关联:性行为不见得会怀上孩子,怀了也不一定要生出来。

胚胎植入之前可以先分析,加上产前筛检的範围越来越广,父母可以事先得到大量资讯,再决定要不要怀孕,怀了要不要生。

每一天,上述的选择都不断增加。有人认为人类有权选择健康、正常的孩子,因此求助于选择性堕胎;有人觉得这样的想法太过异端,因此选择商业优生学,结果都是世界少了变化,也少了弱势。

小儿药物这个庞大的产业暗示了任何称职的父母都应该用各种方法修补自己的孩子,而父母也认为医生应该矫正孩子身上的缺陷,太矮的就打生长激素让他长高,有兔唇就缝合,性徵不明显的把他变正常。

这些改造的手段算不上整容手术,但也非生存之必需。这样的现象促使福山等社会理论学家提出「后人类未来」,审视人类消弭所有差异的后果。

然而,药物虽然会把我们变正常,但社会其实还是各种事物的集锦。大家都说现代化让人变得更相似,不管是部落的头饰还是西式的长大衣,现在全变成了T恤和牛仔裤。

然而,现代化虽然让我们在小地方变得一致,并因此感到安心,却也让我们的欲望还有满足欲望的方式变得更百花齐放。社会流动性还有网路让所有人都能找到同类。

电子时代的新聚落,紧密的程度远超过法国贵族或爱荷华农家子弟的小圈圈。疾病和身分的分野受到质疑,这时自我能否确立,网路支持的力量十分重要。

现代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孤独的,但每个人都能用电脑找到知音,也就是说,没有人会被排除在社会这个家族之外。

如果你生长的地方(现实上及精神上)放弃你,还有无数的心灵归所向你招手。众所周知,垂直的家庭常因离婚而分崩离析,但水平的家庭却不断扩张。

如果你能看清自己是谁,你就能找到同类。社会进步让身心障碍者活得更轻鬆,正如医疗进步让身心障碍逐渐消失。

这两条河流交汇,激荡出悲剧的色彩,彷彿歌剧的男主角总要在女主角香消玉殒时才明白自己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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