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札】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专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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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札】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专访之一

镜传媒(以下称「镜」): 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这几个月来台湾的机缘和任务吗?以及你在《她们的征途:直击、迂迴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这本书中选择的五位女性,分别代表着什幺意义?

赵思乐(以下称「赵」):我的主要任务是打书,跟台湾读者介绍我的书,也跟大家沟通中国目前运动、政治的现况,包括年轻人的情况、社会中普通人的情况,所以我遇到不少来参加活动的台湾朋友们都满热情地问我问题,大家的社会虽然不太一样,但台湾的朋友对中国还是满好奇的,不管感情色彩或立场怎幺样,大家都想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满多人都觉得中国人的未来也会关乎到台湾未来的命运。

《她们的征途》这本书的主要浓缩期是在2003-2017年间,五组女主角分别代表中国民间运动主要的五条路径,包括异议知识份子的路径、法治维权的路径、NGO公民社会的路径、互联网运动的路径,以及草根行动者的命运,代表人物分别是知识份子艾晓明教授;法治先锋用2015年7月份发生的大抓捕事件,被捕律师妻子们眼光所看到的法治维权路径;NGO的路线是寇延丁,她是在太阳花运动跟雨伞运动之后,因为这两个运动在中国国内产生的蝴蝶效应而短暂被捕,所以某程度上她的命运也反映着公民社会里,中港台之间某种隐喻的连结;互联网的路径是一名叫做王荔蕻的大姐,她其实是在50多、60岁的时候才触碰到互联网,因而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也成功组织了1989年后最具组织性的中国街头运动;再来是性工作者出生的叶海燕小姐,她为了性工作者的权利,作为一个草根出生的女性,走过了所有菁英们创造的中国民间运动的路径,包括她成长为野生的知识份子,成为NGO界的大佬,最厉害的就是成为网红,从一个底层出生的女性,后来变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意见领袖之一,是非常了不起的。

 

镜:那我们来谈谈你当记者的机缘吧,许多採访你的标题,都写说你是「被台湾和香港教坏」,因为你出生在广州,在那裏可以看到24小时港台的节目,看得到台湾名嘴,也对政治或新闻自由的想像是有一定超然的。但是长大后真的开始以记者身分自居,是什幺时候呢?

赵:大概是从我2011年到台湾作交换学生开始,当时我在高雄一所大学交换,那年刚好是马英九对战蔡英文的总统大选,这是个让我可以真正看到电视里的台湾选举是怎幺样的、非常好的机会。我在高雄跟台北之间不断穿梭、去了非常多选举场,我还记得当时蔡英文的竞选路线,是台一线从南到北,第一站在垦丁,那次我也搭了好几个小时客运到鹅銮鼻听蔡英文的政见发表。那时候的经历对我影响满多的:脱离原有的社会环境,到一个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用这种方式学习做新闻,所以我写了满多政治观察和报导,在台湾的《新新闻》和香港《阳光时务週刊》刊出。做为一个中国的交换学生,就可以在台湾时把自己的报导写到正式媒体上,其实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鼓励,让我觉得说如果想做一件事情,去努力、尝试,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其实是可以成的。所以我回到中国后,也想像这样去做些运动的新闻,才发觉原来会有很多阻碍、原来会遇到很複杂的情况,但其实那个初始的信心,和之前有成功作出想要的东西,这种感受会一直鼓励着我:可不可以再努力一下、再坚持一下?

这几个月我试着把一些《她们的征途》的书讯分享给中国那边的人,但是微信和微博上都没办法写这个书的名字,我有时就直接不写书名,将书封照片颠倒过来,但还是很快会被删掉。有些淘宝的店铺会愿意帮读者代购这本书到中国,但据我所知这家淘宝店已经至少被删了三次购物的连结。可是我还是能感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专程飞到香港去找很多家书店,所以这本书在香港也是一次次的断货,现在可能已经断货到第三或第四次。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可能很难想像在中国的环境下,要去做採访、发表自己的报导,哪怕只是想要去读一本书,或是能够听到、看到一些信息,都是非常艰难的事。

 

镜:去年有篇文章,你谈到的是「六四记忆」和「后八九一代的启蒙」,你观察到「后八九一代」的人有什幺样的特质?

赵:「后八九一代」指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才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中国的信息封锁非常严重,所以出生在80或90年代之后的年轻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可以知道89事件。也没经历过连中国共产党都非常徬徨的80年代,当时并不知道是要走市场经济的开放路线,还是继续维持计画经济和封闭的国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抗争者,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一种信心是:只要我们够努力,或只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们是可以转变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政治体制的。但后八九一代的人,由于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中国已经是个相对稳定和强大、不断崛起的国家,他们不太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加考虑的其实是社会的问题:像是性别问题、反歧视问题,疾病户籍等民生问题,所以低政治性是其中一个特徵,另一个特徵就是低对抗性。我们前一辈的运动者因为见证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开过长安街,真的是鲜血洒在长安街上,所以他们的对抗性是很强的,像我知道的一些前辈运动者,他们是坐牢就坐牢,哪怕是被判20年,坐了10几年出来,又继续回去做运动,又被判将近10年,他们準备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像刘晓波先生就死在狱中。但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由于一开始只想改变一些具体的问题,很少想着自己要为这件事情坐好多年牢,或是一生的幸福和一生的安定都投入运动中,所以他们很多人是从NGO出生。

但是呢,后八九一代的低政治性和低对抗性情况,某程度上在这一两年的高压中发生一种转变。因为他们本来只想做做性别运动、LGBT的运动却遭到打压,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可能会做更温和的事,或乾脆退出运动的场域;但是留下来的人会更了解政治现实,準备好愿意去坐牢。但现在的情况非常艰难是说,大家几乎就是动不了,中共的政策这几年也比较明朗,他就是要全面压制社会运动的可能性,现在中国民间运动的空间可能已经...算是退回了90年代的情况,倒退了差不多10年的路程,所以其实是满悲观的。

 

镜:这本书里的五位女主角,原本只是芸芸众生中平凡的人,甚至有点保守,却都因际遇而成为抗争第一线的女性。而2014年你面对前夫柳建树被当局抓走,成为抗争者时,是否也经历了相同路径?

赵:我觉得大家的命运都是被时代和际遇推着走的,很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去触碰政治,或想要在前线抗争,却发现这个政治现实,会把我们一步步拖到那个地方。而我跟这五位女主角的相识过程,也并不是採访时才认识她们,而是在更早之前就与她们有命运的交错。像艾晓明教授,她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性女性主义理论的教材翻译者、编者,我当时在台湾交换,完成大学学业后,先放下了记者的工作到一个女权NGO工作,艾晓明的着作就成了我的入门书籍,以及在女权NGO期间会觉得艾晓明持续的发声和行动,会一直给我们鼓舞和启发。或者我的前夫(柳建树)其实是跟NGO路线的代表寇延丁女士,因为太阳花和佔中运动同一波被逮捕的。他被抓某种程度上是毁灭了我当时的人生,还在女权NGO工作的我,

跟大多数我说的后八九一代NGO工作者一样,并不想去涉及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我还去逃避,面对一些太可怕的事情也不想去听、去看,自己最明确的人生目标大概也只是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女权NGO,一辈子在性别领域里工作,但却遇上前夫被抓,让我不得不停下手边的工作,还要面对我自己被敏感化,家庭也破碎。前夫之所以会变成前夫,很关键的就是他被抓之后,激化了我跟他的家庭,包括跟他的矛盾。因为他的父母是公务员,不能接受我高调的动用国际媒体或外交官,去救援我的丈夫。他出来以后反而我跟他家庭的矛盾,已经很难再去修补,或许也是我们做不同人生选择的时刻。

即使知道写出这本书会面对一些代价,我仍觉得这件事是值得我去做的,因为面临打压这幺严重的情况下,这些曾经的运动、曾经活跃的人,现在不被写出来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永远被遗忘,至少是被主流的世界遗忘,你多年以后要再寻访这个纪录,反而会变得更加不易,因为这个打压和信息封锁都会持续很久。所以我觉得选择在这个运动被打压地最深、或是刚刚被打压到一个低点的时候,去总结过去十几年的运动,把他留在自由世界的出版物里。

完整声音节目请至看一个打一个 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阅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节目文字整理,请到赵思乐专访之二和赵思乐专访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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